崔海港，陈明慧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末以降，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仁人志士在“强国梦”的艰难探索中，形成了诸多富有见解的经济与军事强国主张。
近年来，关于清末强国思想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许纪霖的《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1]、田标和唐永干的《体育强国的历史寻脉——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强国”梦的体育路径选择》[2]、卜毅然的《论戊戌变法中的科技强国思想》[3]以及马伟胜、赵品华的《容闳强国思想与实践探析》[4]。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清末强国思想方面的整体性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对某一人物、某一类型的强国思想的研究，相关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本文从清末的强国思想这一角度，梳理史实，厘清脉络，重点探析，提出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谋求国家之强，是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和心愿，也是时人尤为关注的问题。近代涉及经济方面的强国思想，在实现国家之强的途径上可概述为“兴利”[5]36-38，至于兴利之方，清末各界所论尤多，所论及的范围也甚为广阔。
(一)兴农强国
“农业强，国家孰与不强”[6]。自古以来，农本思想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主流经济思想。清末，小农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甲午战争后，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规划强国方案，认识到仅仅依靠购置西洋军械、编练新式军队是不足以实现强国宏愿的，还需要重视农业。于是，清末掀起一股“重农强国”的思潮[7]。
清末报刊舆论界对“兴农强国”思想给予高度关注，并刊载了一些文章。《北直农话报》曾载文指出：“农务虽然是民间平淡的生业，实是国家富强的根本。”[8]又曾载文称：“国所以能够富强的，不光仗着兵精将广，船坚炮利，可以压倒一切，顶要紧的都在农业振兴……军事是国的手足，农事是国的心腹。军事是有形的利器，农事是无形的利器。”[9]甚有论者则更进一步指出，农业生产应配合工商齐头并进以图富强。锡九言道：“我们中国，如今百度维新，立了商部，振兴工商，设立学部，振兴教育。独那农务有关民命的事情，还没有加振作。叫那有用的田地荒废了多少万顷，民人饿死了多少千万，连累的商务，都不能进步。”[10]山西巡抚岑春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夫震惊东西各国强富者，莫不曰以兵以商，试思无财何以练兵？农学不兴，土货不出；
工艺不兴，新器不出；
商又将何所恃以交易？是阜财强国之本，舍农工固无以基之也。”[11]
为实现重农强国的目标，时人还提出了开设农务学堂、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作物品种、改良种植结构等观点。
开设农务学堂的目的在于培养农业人才，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曾有人批评道：“现在那农民都是愚鲁迟钝，一点学问也不知道。那些个农具又是破败老朽，没有合用的。那些个农产又是混杂乱出未曾改良的，光仗着土地丰厚，要不仔细考察那是万不能长久的。”[7]《北直农话报》刊发多篇文章主张于各地建立农务学堂，专就品种培育、作物栽培、耕作技法悉心讲授，并注意学习西方农务新理新法，鼓励士子就农政技艺深加研习，以使农业发展日渐兴隆。
在品种改良上，清末报刊舆论界主张多试择优，即将东西方诸类作物品种广泛试验，择取最优者广而推行。直隶宝坻县就蚕桑选种一事成绩显著，当时，有报纸曾就此事专门报道：“试种东西洋各种植物，以期改良品种，试验之成绩以芦粟、烟草、桑秧为最优。然此三种之中，施于民间而易知易行者，尤以桑秧为最著。”[12]
总之，《北直农话报》作为报刊舆论界的典型代表，在推进直隶甚至全国重视农业、普及农业新技术及提倡兴农强国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实业强国
实业强国是清末经济强国思想主要内容之一。1911年，《申报》发表时评指出：“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也。”[13]以此突出实业对于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作用。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亦言：“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人数甲于五洲；
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14]37-38可以看出，张謇不同意当时“商务立国”的看法，强调只有实业建设才能“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地创造财富，并认为实业建设是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提道：“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15]显而易见，在实业强国思想方面，张謇与张之洞的思想不谋而合。
清末倡言强国者，凡论及振兴实业无不与矿务、交通相并提。安徽巡抚冯煦就认为：“铁路矿务为强国之本，亟应实力筹办。”[16]亦如报人王韬所论：“利之最先者曰开矿。”[5]37《中西教会报》曾就开矿一事载文谈道：“今中国理财之法，其最有益于中国，使之君富而民不至独贫者，莫如开矿一事。”[17]有论者继而倡议清廷应仿行西方，减免捐税，放宽对民间开矿的限制，鼓励民间自行开采，此举不仅能降低成本节省费用，又能提振工业让利于民，实为有裨益于国计民生的长久良策。
交通为国家经济发展之命脉，正如孙中山所说：“交通乃实业之母。”[18]近代以来，受西方交通业变革的影响，铁路、轮船、电报等新式交通工具或设施相继在中国出现，并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时人对于发展近代交通业兴趣异常浓厚，认为此是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其中还掺杂着民族主义的因素。对于兴筑铁路，舆论界主张掌握路权自办铁路，与外国争利权。1905年，《东方杂志》载文指出：“铁路之所以有益于国家者，以国家能自有其铁路也。若铁路而为外人所有，则所谓有益者，亦必在于外人，而于我无与也。且天下无两利，人既受其益者，我必反受其损。”[19]翌年，《竞业旬报》载文论道：“铁路可以强国，铁路又可以亡国，这两句话都是各国人公认的……何以见得呢？比方我们的铁路，能够自己建筑，这就可以强国哩；
若自己不能建筑，反让他国人建筑，这便可以亡国哩。”文章认为兴筑铁路不仅无碍于民众生计，而是有益于国家昌隆、人民福祉。这就辩驳了时人对于修筑铁路的种种疑虑。但筑路一事，并非一己之力所能为之，清末有论者倡议采取募股集资的方式自办铁路。1905年7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提出以集股筹资修筑铁路，并于次年正式开工。舆论界对此评论道：“幸而去年粤汉铁路招股，各省同胞，十分踊跃，不多时就集得大款，现已开工建造了。但是我们中国，有许多的省，究竟那一省不是我同胞们的地方呢？哪个地方不应当建筑铁路呢？现今各省，也有正在招股的，也有并未曾招股的，若能够招足股来开工的，仅有这条粤汉铁路。咳！同胞们若想学那印度安南的做洋奴，那也罢了；
如想保身保家保国的，就请大家踊跃入股，待我们中国的铁路修好起来，就不怕了。”[20]该论者还认为，集股筑路不仅可以解决筑路经费问题，一般参股民众也可从中获利，可达强国富民的双重目的。
(三)兴商强国
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商业活动历来处于末位，其发展亦受到轻视和压制。时至清末，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兴商的重要性，甚至形成了重商主义的思潮，并将其同强国紧密联系起来。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曾言:“夫欲自强，必先裕饷；
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21]亦有论者提出“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22]“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23]等兴商强国的思想主张。当时，有论者认为，唯有拓展商务，方能强国。《东方杂志》曾载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24]《申报》也载文指出：“商务盛则其国强，商务衰则其国弱。若是乎通商乃强国之要点，而各国之视线在此矣。”[25]《申报》又载文指出：“欲强国必先富国，欲富国必先兴商。农之所出，工之所成，必待商人以为绍介而入于市。”[26]可见，时人业已把兴商放在强国之本的高度。
鉴于中国士林多鄙夷经商，而历代政府又多对商业加以抑制，清末有论者对此予以辩驳，主张改变传统的本末观念，重视商业发展，谋求强国之道。《商务报》所载的《兴商为强国之本说》[27]一文对仍旧抱有本末观念的论者持批评态度，认为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应当效法西方，力倡重商主义，谋求强国之道。
对商业发展之道，时人提出两项重要主张：一为革新工艺，一为学会商战[28]。在时人看来，改善生产工艺，既可提高生产效率而获取丰厚的利润，又可打破贸易垄断，进而开拓市场。
清末，就实现强国目标，有识之士提出了“商战”思想。清末一白话杂志曾就“商战”载文指出，时人对“商战”思想已经有浅显认识。认为进行“商战”必须具备应有的商业精神，即“合群之思想、坚持之能力、奋往之精神、开通之智识”，不应拘囿于一地一国的分毫之争，而应持有世界眼光，讲求经营之道，以图决胜于“商战”[24]。
清末社会各界以“商战”而强国的讨论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对工商业的控制，号召‘振兴商务’‘通商惠工’，变‘抑商’为‘恤商’”[29]。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强国思想所涵盖的农、工、商三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总而言之，经济强国思想是清末强国思想的重要一环，涵盖面也最为广泛。也正是因为讨论门槛低、范围广的特点，其为清末国人所津津乐道。
清末各界提出了购置坚船利炮、创设军械厂房及效法西方增设海防力量等军事方面的强国思想。1904年，《申报》载文指出：“强国之道则在多募战士，广筹饷项。兵舰则必求坚固，枪械则务极新奇。水陆军备必令如火如荼，方足保卫商民不致受他国之轻侮。”[30]
(一)尚武强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之一即是中国军人缺乏尚武精神，战斗力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国耻，唤起了国人对尚武精神的肯定和追求。提倡尚武精神，增强国民体质，成为强国、强种思想的内容之一。1905年，《东方杂志》刊载《论尚武主义》一文，该文强调：“中国不求自强则已矣，欲求自强，不可以不尚武；
欲求尚武，不可以不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31]此时的《大公报》也发表社评指出“中国国民诚一尚武之国民也”[32]，同时也发表很多文章论及体育的重要性，指出“身体强则人民强，人民强而国家自无有不强”[33]。时人甚至提出“就时势言之，我国宜行通国皆兵之制，以竞胜而争存”[34]。1905-1906年，《敝帚千金》在刊载的《强国在重武》[35]《续强国在重武》[36]《勇武是强国的好法子》[37]等文中强调尚武与强国的密切关系。1911年，《申报》也载文指出：“国民健全，为强国之基。”[38]以此强调体育、尚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尚武在当时被认为是救国、强国的重要举措，尚武强国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广泛的思潮。
(二)重视海防
清末边防分为陆防和海防，但传统的水陆编制已难以适应近代化作战的需要，这也是清军在与列强多次较量中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神经，海军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进步》杂志曾就海军建设载文称：“海陆军中，海军尤要。一国之海军力，不仅在战斗舰之大小，其巡洋舰、鱼雷舰、潜水艇之建造，商舶(战时供运兵之用者)之多寡，现役及后备兵之编制，莫不与焉。”[39]《申报》多次载文指出海军对于强国的重要作用，并突出了海军军费的重要性。1909年，《申报》载文言：“强国全恃乎海军，既成通语矣……盖海军所最要者，莫要于兵舰，而无经费则兵舰无从购；
海军所最要者，莫要于军港，而无经费则军港无由建；
海军所最要者，莫要于人才，而无经费则学堂无从立，学堂不立，则人才安从出。”[40]1910年，《申报》又载文言：“海军则强国之基础，国家之命脉。”[41]当然，经费对海军建设固然重要，但绝不应该成为搜刮民脂民膏、借机敛财的借口。事实上，清末就有人曾尖锐地指出：“创办海军者，宣统元年强国之第一要图也。虽然无经费奈何，无人才奈何。或曰，子毋虑，绞四百兆人民之膏血，则四百兆经费可以立集，设数十百军官之额缺，则数十百人才可以立致。是故创办海军之说出，而国家乃有敛财之名，数辈浮沉间□之员，乃有进身之路。”[42]不难看出，在此人看来，在清末这样的大背景下，腐败已经深入这个国家的骨髓，即使可以有所改变的变革，也将成为另一种腐败的途径。
(三)改革征兵制度
改革征兵制度已经成为清末军事强国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清末社会一反绿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和勇营临时招募兵员的方式，主张仿行征兵制。在当时，因施行征兵制而成为强国的代表国家当属日本。《敝帚千金》刊文论道：“日本国起初变政，改变兵制，焕然一新，用全国都是兵的办法，训练成军。甲午那回用兵，毁坏我们中国的炮台，抢夺我们中国的兵船，割去我们中国的台湾；
庚子那回用兵，外洋联军入京，日本国兵，当各国的先锋、前头帅领，各国都羡慕日本兵，极其勇往。要说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同是黄种，怎么日本兵便那么强壮，中国兵便这么软弱，莫不成日本兵有三头六臂吗？我想绝不是这样，止于是日本兵不是招募来的，他当兵不是因为贪图几两银子的粮饷，并且还是受过普通教育，到了临阵打仗，真肯实心给国家出力，故此日本兵那样强壮。日本国的兵制，全是征兵。”[43]由此可见，清末人士已经认识到征兵制的重要作用和清军旧的兵员征募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改革征兵制度着实为精兵强国的良策。仿行征兵制，可以克服因世袭而造成的兵员素质低下、不堪使用的缺陷。
(四)优化军官培养与选拔
军官培养与选拔是清末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强国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军官培养与选拔的改革首先从废除武科考试开始。废除武科考试的呼声由来已久，但直到1901年8月29日光绪才发布上谕：“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遂下令“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44]。基于此种反思，废弃不合时宜的弓矛枪刀测试，改试新式武器，注重对军官治军韬略和制敌之术的考核，已经成为军官培养与选拔的一种共识，也只有如此，才能够选出一批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御敌良将。
传统军事教育制度的终结，为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排除了障碍，近代军事强国思想由此蓬勃发展。在清末，军官须接受基本军事教育，于国家、省、府州设立各级各类武备学堂，于沿海要域开办水师学馆，已经得到舆论界的共鸣。然而，清军军官整体素质和作战能力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当时一杂志刊文讥讽道：“众位想中国武官第一个毛病，无论哪省，无论哪营，上至提督，下至千把，全都要吃缺额的空名粮，……各省各营，都是这样办法，岂有不疲软的？”[45]显而易见，清军武官不讲求治兵御敌之韬略，反思钻营投机之邪术，焉能不败？
不难看出，清末军事强国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必要性。一些思想和主张适应了军事近代化的需要，但是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而没有转化为现实中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是此时清政府屡战屡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清末经济与军事强国思想的产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内涵丰富，参与群体广泛。清王朝的灭亡，宣告了清末强国思想走向了末路。但是，审视清末经济与军事强国思想的历史意义，不应该仅仅以结果来评价。重新梳理清末经济与军事强国思想很有必要，于是，我们得出了以下认识。
首先，清末经济强国思想在思想层面的意义远大于其实践意义，而且很多经济强国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较少去落实其思想主张，或者说其实践层面非常狭窄。由于这些倡导者不是决策层，很多经济强国主张很难成为现实。
其次，应该厘清强国与富国关系。富国是强国的前提和基础，欲强国，必先富国。早在1895年，《申报》就载文提到“处今日之天下，而欲国之强，则非富不可”[46]。1896年，《申报》发表《论强国以富为先》[47]的评论文章。1910年，《申报》又提出“强国之道，首重民强，民强则国富”[48]的主张。由此证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同时，国富的重要前提则是民富、民强。
再次，要认识到何谓强国之本。关于强国之本的论争，张謇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14]37-38，认为强国之本在于“工”，即实业。有人则提出“兴商为强国之本”[24]。有人认为“重报是强国的根本”[49]，有人提出“强国之本在育才，育才之本在蒙养”[50]，有人提出“强国之本在国文”[51]。梁启超则反复强调“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52]。陈虬在《经世报》撰文指出，“国之强弱系于民心，民心之向背系于州县，宜以州县得民为强国之本”[53]，认为州县得民才是强国之本。孙中山关于强国之本的观点最为全面，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强调：“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54]
最后，强国之路坎坷，结果不尽如人意。改革征兵制度是清末军事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然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申报》曾刊发的《论征兵肇事》中有：“以募兵之不善也，于是乎征兵。当征兵之始，固欲以扫除募兵之积弊，而立强国之基础也。乃功效未呈，弊害数见，或与警兵冲突，或以游狎启衅或口角龃龉，而酿成事变。或睥睨营勇，而互相角斗。征珍之扰害，亦已层见迭出，而不可殚论。至今年正月初二日，而复有苏垣征兵之闹事。占之强兵，必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岂今与古异。必勇于私斗，而后可勇于公战乎噫。兵家所重，在于纪律，今若此，吾不知其纪律之何在也。”[55]可见，征兵所预期的利处还未出现，而弊处反倒不断出现，征兵而强军，进而强国的目标在清末并未实现。
综上所述，至清末，随着西方势力对华冲击的加剧和中国国势的每况愈下，社会各界深刻觉察到中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必须通盘谋划，做出适时变革，才能逐步走出困境实现强国目标。他们基于对世界各国强弱对比的考量和对近代中国沉沦的反思，于农业、实业、商业、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经济与军事强国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刊登于各类报纸杂志，以期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从而为实现强国理想而努力奋斗。虽然因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经济与军事强国思想未能悉数实现，但确实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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