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群
【摘要】史学研究活动，是以人们过去的历史活动和思考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术活动，这种学科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标准一致，均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认识论原则上。从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到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中国的史学观经历了不断学习与发展的过程，直到“五四”运动后，确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必须要坚持的根本原则。
【关键词】传统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4-0056-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4.018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与之相关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当这个理论向其他国家传播时，则又进入了一个与其产生地完全不同的环境，它所能被时人们接受的程度以及发挥的侧重点，会受到具体的社会及文化条件所制约。中国传统史学以二十四史为代表，围绕正统价值观和儒家伦理道德而展开。俄国十月革命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取代了传统史学。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认识，但是深究之后不难看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批判继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研究方法入手，以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为开端，进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前提之下新文化领袖们如何对史学进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史学的概念及分类
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探讨规律、预见发展趋势。传统史学植根于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天命论”，贯穿帝王中心论，虽然有部分理论可以称为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与之根本不同，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传统史学
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过的伟大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它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绝，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始终保持着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和学术传统的连续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历朝历代都具有修史的传统。传统史学的主要宗旨是“经世致用”，它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史学史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
2.史学对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它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3.史学记录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4.史学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教科书，起到历史教育的作用。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①，极好地概括了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
传统史观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儒学传统，以循环史观、倒退史观、大一统观念、正统观念为主要内涵。循环史观在中国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承认所有类型的文化都有自身价值，有生存的权利，以“五德终始说”为其主要理论支撑，宣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认为王朝更替也像春夏秋冬一样，有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是维护王权合法性的重要学说。这一史观指导下，史学家为王权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认为“神器有命”。倒退史观也称历史倒退观，与西方的“进步学说”完全相反，言必称三代，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各种制度等，都是从夏商西周三代发源而来的，因此要到三代去寻找政策的理论依据。大一统观念和正统观念，主要是维护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纲常名教，是一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高级政治和思想伦理道德，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皇权政治而服务的。总而言之，传统史学观的根本都是始终围绕着强调皇族的“正统”地位，这是它的本质所在。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三面陆地、一面临海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培育了中国相对隔绝的独特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断绝，形成了较坚实的自我保护机制，很难接受外来文化。除了地理环境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清末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的僵化。政治上，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顶峰，清朝统治者长期受制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点，为防“夷人”颁布了闭关锁国政策。思想观念的禁锢保守，伦理纲常长期压制着人们的欲望，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的落后。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中国进入了近代。自此，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尤其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居然被一个曾经是自己藩属国的日本所打败。在此危局之下，传统的“华夷观”全面崩溃，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存亡道路，即“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②。另一方面，清末民间的社会危机也日益凸显。经济上，康乾盛世之后的人口问题严峻，生产力发展缓慢，政府财政拮据；
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峰，官僚主义盛行，官员腐败，百姓苦不堪言。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逐渐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孕育了思想文化的更新。民族意识开始广泛觉醒，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倾向。
中国学者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中国近代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体现在历史观的变革和史学与社会的结合上，也反映在史学成就上。它的产生存在着特定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学术条件。首先从社会条件来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面临着救亡图存的根本任务。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其次，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其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次，学术条件则得益于它自身的逻辑发展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扎根的学术土壤。
从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到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发展了将近一百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础，郭沫若则将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了自己的研究中去，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唯物史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第一，史学应在整理和记述的基础上做出理论研究；
第二，应当重视历史教育，它对人生的态度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三，中国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第四，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唯物史观原理的；
第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
二、20世纪初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改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传统史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广大史学家开始对其进行改造，开启了史学的新时代。
（一）梁启超“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传统史学重视考据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封建王朝服务、为维护王权统治而产生的，是经世致用的史学观。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之根本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行开来以前，梁启超首先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新史学要传播，就不得不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肃清传统史学的影响，这也是时代背景以及中国的社会性质所要求的。
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扬“神器有命”，从神学角度解释王权的合法性；
二是彰善瘅恶，宣扬和维护“三纲五常”；
三是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四是以史资政，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五是颂扬功德，确定皇朝的历史地位；
六是正统之辨，维护本朝正统。总之，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以王权合法性、纲常名教以及政治统治等问题为中心展开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概括了传统史学的弊病：“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 ③
梁启超本人作为“公车上书”的一员，参与过维新变法，是正在觉醒的一批近代士绅之一。他身上集中了19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接受过传统教育但又或多或少地受西学影响。他们身上带着复杂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中西杂糅的知识结构。留学日本期间，他学习了当时在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做出了反思。其著作《中国史叙论》中，从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共八大方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他指出，传统史学体裁体例主要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四大类，“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 ④。此外，他在其著述《新史学》中，提出中国传统史学未能开辟新天地、惠及国民的四大原因，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⑤。因此，面对“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就要对传统史学进行改造，即“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 ⑥。梁启超于20世纪初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在《新史学》中，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便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开端。但是也应看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存在着“全盘否定”的不当之处，否认了传统史家在保存史料和史学传统方面的功绩。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史学的改造
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1899年在华的外国人颉德所著、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大同学》一文。现代史学的产生无法依赖于封建旧社会，因此它的存在，需要依存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底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传统的史学观已经不符合现实社会，因此对史学界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起的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新文学和新的文化思想，便为中国产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史学奠定了社会基础，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让这次史学思潮从新角度质疑和批判了传统史学。有学者形容这次变革“从史学观念、功能和作用、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阐述，成为直接促成中国现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 ⑦。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初期对法国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巴黎和会中国失败后，转而向俄国学习救国道路，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21年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道：“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⑧陈独秀从其中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经济制度的崩坏，会导致其他制度共同崩溃；
二是改造社会必须重视社会经济现实，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他认为，“唯物史观”带有自然进化论的意味，是矛盾的。这一结论的得出，大概是因为陈独秀当时忙于建党的现实事务，因此对史学研究不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未进行深入辨析。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深入思考，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要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多篇著作，介绍唯物史观并应用到研究当中去。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对于唯物史观产生的研究背景，李大钊概括为“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
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预期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 ⑨，唯物史观就是顺应这种新倾向而产生的。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系统回答了“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历史发展的内因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关于历史认识的最基本问题，强调“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这是对在此之前以大一统观念、个人英雄主义等为内涵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否定。首先，对于唯物史观的价值，李大钊称之为“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 ⑩，即需要史学者的自我判断，断定史料的价值并对此做出恰当的解释。其次，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史学中的帝王中心、阶级观，其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在这里，李大钊强调，它不是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工具，而是对社会发展的研究。“社会”一词包括所有人，涵盖了他们的生活、制度和理想，它与非凡的事件或人无关。一个人只有在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中才能显出他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全体人民，杰出的人只是全体人民的一个附属品。由此可以看出，这时候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观和方法论，可以说推翻了古代的阶级统治、统治者奴役人民的方法，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引入到史学研究当中去了。关于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是这样解释的：所有过去的历史都是由我们人类共同的力量创造的，而不是由伟人或者圣人创造的，更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这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历史。是时候让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并迅速团结起来，根据我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一个关于世界上的普通人的新故事。总之，唯物史观在史学上，不仅对于社会，更是对于人生，都有着重大的价值和重要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李大钊想要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史学从“官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使之成为“民学”，由为统治阶级借鉴再到为广大人民群众启迪。他从经济的角度深究社会变动的历史规律，称之为“经济的历史观”，推翻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的指导地位。
（三）其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重要领袖外，也有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等其他的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或对传统史学提出批评，或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他们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史学的批判，为新史学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毛泽东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赋予史学以特殊重视的政治家”。他对史学的重视有着深厚的渊源，特别是他幼时熟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接受了传统史学的教育，让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别的情感和感悟。针对历史研究，毛泽东始终反对“独断”，坚持学术自由的氛围。他的唯物史观则始见于1920年写给蔡和森的信。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推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立场，为延安时期确立马克思史学观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双半”性质及其对应矛盾，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毛泽东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矛盾的原理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要矛盾起主要作用的观点。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等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郭沫若为代表，一批实践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开始尝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使用经济史学和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探究，突破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研究为重心的限制，结合经济史和社会史，形成了经济史观为主导的新的史学范式，并吸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新出土的史料与传统的古典文献相结合，互为参照而做考证辨伪。邓中夏、华岗等人则注重对现实阶级斗争的研究，发表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大革命史》等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分析法应用到了阶级斗争的当中去。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还发生过几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战，其中尤以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影响最为广泛。
20世纪初的学者处于新旧交替的近代社会，既有着扎实的旧史学功底，也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而接受了新史学的熏陶。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和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却扎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
三、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一种符合科学规律的社会史观，是一种理解和改造社会的方法论，是正确的历史观。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不仅对近代社会，也对现代史学研究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唯物史观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一批知识分子逐渐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了中国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符合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深化了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因此决定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最终建成共产主义。
第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受到西方的影响，“兰克史学”等新史学最初占据了中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打破了20世纪初史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在研究中积极贯彻本土化的理念，西方叙述式的史学逐渐为解释性的史学所代替。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当代历史学者开始系统地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他们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融会贯通了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史学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第三，奠定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赋予了近代士人不断谋求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独特使命。从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打开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迷茫中的国人指明了一条道路，向俄国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中华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地提高。
四、结语
当前，面对同一问题，由于各方运用的史料不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等原因，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仍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各派别互相争鸣、多元并存，在多个史学领域诞生了众多优秀的科研成果。面对这一情况，马克思主义史学仍需要坚持历史与显示相结合，重拾学科优势，利用历史规律回答社会现实问题，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前社会的影响力和活力。党的二十大以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要求，而对于历史学，则需要构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新框架，跨学科研究成为新兴话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困境、光大固有优势的难得机遇。
注释：
①《旧唐书·魏征传》，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5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页。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6-157页。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页。
⑦刘俐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教学与研究》1999年12期。
⑧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7页。
⑨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⑩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
?毛泽东：《毛泽东给蔡和森》，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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