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英，庄丽燕，金 燕，黄 丹
大肠癌在所有癌症死因顺位中排序第四，并且有典型的区域性和个体性特征[1]。该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受到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经济发展、生活和行为习惯的综合影响。当前该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不断增加，每年因此病死亡的患者超过60 万，持续多年为南部多个省市位居前列的肿瘤疾病，由此而导致的死亡风险也有所增加[1-2]。大肠癌发病较为隐匿，流行趋势呈年轻化，而普通群众对其知晓度相对较差，导致诸多潜在高风险患者在疾病早期无法及时筛查，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3]。因此，高效识别主要危险因素并施行早期干预[4]对减少居民大肠癌发生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社区居民的大肠癌危险因素进行了探索。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病例组和对照组均来自2022 年1 月1日— 2023 年3 月1 日松江区大肠癌筛查资料[5]。病例为按照诊断标准确定的大肠癌患者[6]。同时，按1∶2 比例从相同区域选取年龄相差不超过3 岁的健康体检对象作为对照。纳入标准：①常住地均为上海市松江区且近6 月未外出；
②年龄≤75岁。共同排除标准：①合并消化系统急性疾病史或手术史者；
②合并消化系统先天畸形者；
③其他病情较重而不宜进行研究者。
1.2 方法
1.2.1 数据收集
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团队统筹进行相关数据采集，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疾病史、吸烟和被动吸烟行为、大便隐血实验和遗传史。
1.2.2 质量控制
①严格设置诊断、纳入、排除标准以筛选符合研究的病例组和对照组对象，确保非研究因素有较高同质性，排除非研究因素对结果的干扰。②明确相关定义及标准，确保调查团队使用相同尺度进行判定。③双录入核查比对方式控制数据录入质量，排除人为因素对数据真实性的影响。
1.2.3 统计学处理
2.1 两组人群的基本情况比较
病例组共纳入387 例对象，平均年龄为（63.26±7.39）岁，其中，男性有150 例、女性有236 例。对照组共纳入912 例对象，平均年龄为（63.51±7.83）岁，其中，男性有326 例、女性有579例。两组对象的年龄、性别、分布区域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2.2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疾病史比较
比较发现：两组对象慢性腹泻史、黏液或（和）血便史、肠息肉史、癌症史的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疾病史比较
2.3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吸烟和被动吸烟行为、大便隐血实验结果比较
比较发现：两组对象的吸烟行为、大便隐血实验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具体分析发现：现在吸烟且患有大肠癌的患者平均日抽样根数为（17.05±9.77）根，现在吸烟但健康的对象平均日抽样根数为（15.25±8.69）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吸烟和被动吸烟行为、大便隐血实验结果比较
2.4 两组人群的遗传史比较
病例组中61 例（15.76%）有一级亲属肠癌史，对照组中16 例（17.54%）有一级亲属肠癌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大肠癌危险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研究对象是否发生大肠癌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差异的7 项因素（慢性腹泻史、黏液或（和）血便史、肠息肉史、癌症史、吸烟行为、大便隐血实验、一级亲属有肠癌史）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慢性便秘史居民的大肠癌发病风险明显高于无慢性便秘史的居民；
有一级亲属肠癌的居民其大肠癌发病风险明显高于无一级亲属肠癌的；
有肠息肉的其大肠癌发病风险明显高于无肠息肉的（OR=34.887）。见表3。
表3 大肠癌危险因素的回归分析
大肠癌的流行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因此在特定时间和区域持续开展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对卫生指导部门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早期筛查或诊治干预均有重要指导作用[7-8]。
本研究发现，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对象年龄相对一致，研究区域各街道（镇）均有研究对象的纳入。比较两组的疾病史构成发现，慢性腹泻史、黏液或（和）血便史、肠息肉史、癌症史的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消化系统疾病史会明显增加大肠癌发生风险。上述消化系统疾病均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尤其是慢性腹泻会对患者肠壁产生较强刺激，炎症环境利于细胞持续生长或血管生长，细胞或组织一旦恶变将快速发展并转移。同时，炎症信号会促进或抑制凋亡通路，从而对消化系统癌变过程产生重要诱导作用[9]。考虑到慢性腹泻史对大肠癌的深远影响，需在日常宣教过程中强化居民无明显病因慢性腹泻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大便习惯或性状的典型变化。大肠癌患者发生便血的概率超过80%，但是该症状在痔疮患者中也有较高发生比例，因此对大肠癌早期筛选缺乏特异性，但若症状持续较长且便血呈现出黏液、粪便长期混合，或大便隐血实验阳性，则应及早检查以排除大肠癌风险。单纯肠息肉史不发生恶变情况下理论上不会增加大肠癌风险，但增生性息肉可经过“锯齿状途径”发展为大肠癌，同时在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存在肠息肉史的患者由于肠黏膜赘生物反复受到刺激，其患大肠癌的概率将会明显增加[10]。有癌症史的对象继发大肠癌风险更高，主要与其个体对致癌因素较为敏感有关，同时有癌症史的患者其机体整体状态相对较差，机体细胞发生病变时更易快速进展。
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对象的吸烟行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关于烟草对大肠癌影响已获得诸多现况调查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或动物实验的确证[11]。但是本研究发现，工作或生活环境常有被动吸烟并不会明显增加大肠癌发生风险，其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同时研究发现，现在吸烟且患有大肠癌的患者平均日抽样根数明显多于现在吸烟但健康的对象，说明吸烟数量对大肠癌发生风险的高低可能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还需进行“剂量—反应关系”验证。为验证遗传史对大肠癌的影响，特对两组对象的一级亲属肠癌史进行了记录，结果显示两组对象一级亲属肠癌史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方面与遗传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与家庭成员的生活环境总体相似，而不良生活方式也有一定共性，因此更易遭受相同危险因素的共同暴露有关。
综上可知，有慢性便秘史和肠息肉病史、一级亲属有肠癌病史者，其大肠癌发病风险将明显增加，应重视吸烟行为对大肠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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