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超,王 聪
(1.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消费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和提振内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的内需体系十分必要。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拉动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一方面要“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另一方面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居民消费不仅是国民福利水平的体现,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增长来源。为此,本文刻画了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基本特征,并分析背后的制度根源,为扩大内需提供基于需求侧的改革思路。
居民消费不足往往与“重投资、轻消费”的宏观经济制度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国民储蓄相对不足、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发展受限。一些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解决关键技术研发,以增加资本积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遵循这一主张推行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形成“重投资、轻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式。该模式的底层逻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投资补齐国内经济增长的短板,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创造高质量就业,这是居民收入长期增长的根本。否则,居民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历史上也没有通过“先消费后投资”实现经济崛起的先例。另一方面,二战以来成功崛起的经济体中,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不如投资。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研究发现,不论是二战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资本要素对GDP的增长贡献比劳动要素要高。(1)Kim J I,Lau L J.“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8(3),1994:235-271;Young A.“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3),1994:964-973.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一直遵从“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消费占GDP比重不高,居民消费滞后于GDP的增长。
然而,“重投资、轻消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重投资”很大程度上以压制消费增长为代价,造成居民人均消费偏低。宏观上可把GDP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假设金融部门将国民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那么提高投资率意味着储蓄率要上升,提高储蓄率必然会降低消费。(2)提高储蓄、压低消费的途径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农业补贴工业)、金融抑制(如政府对居民存款设定利率上限,影响居民利息收入)、出口导向的汇率政策(利好生产者,不利消费者)等。从跨国比较看,投资率较高的经济体往往伴随低消费率。其次,对于大国经济来说,“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是脆弱的、难以持续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显示,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实现,但若不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回报降低、债务累积、银行坏账增加等问题会逐步显现。这是因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经济处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的阶段,加大投资将起到快速提升经济增长的作用。待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产业体系相对健全之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继续维持高投资率容易引起资源错配和过剩产能。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在国内无法消化,只能依赖国外需求,国内经济增长极易受国外需求波动的干扰。
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国内消费不足、外需发挥重要作用,会带来诸多问题:当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比如爆发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如何应对国内相对富余的产能?对于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国而言,产业升级不可能依靠国外需求拉动,消费不足甚至萎缩对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构成掣肘。生产、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人的消费,消费关系到我国居民的获得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社会稳定、改善安居乐业的生活品质。基于以上考虑,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在国际比较视野下重点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制度基础和对应的改革策略。
(一)居民消费结构
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类,居民消费又包括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依靠住户调查,主要分为食品、居住、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衣着、生活用品和服务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八大类消费支出。表1给出了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镇家庭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消费支出最大,约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8%,居住支出居其次,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4%,其他支出依次是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收入水平不高、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是这两类消费支出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业界和学界人士在研究中国消费时,常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刻画中国消费基本情况,但该指标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的消费并不等同,用该指标分析消费问题时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在统计口径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统计了住宿餐饮服务和实物商品,不包括除住宿餐饮外的服务业消费;其次在统计对象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是针对企业、单位和个体,而非住户。因此,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不能准确刻画消费的全貌。(3)颜色、郭凯明:《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4-35页。
表1 2018年中国城镇家庭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
(二)居民消费率
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全球水平,是当下居民消费不足的最主要特征。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也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然而从居民消费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5%～60%,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居民消费率约60%,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更高,在60%～70%区间变动,也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图1)。即便是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1970—2020年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53%下降至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也拉低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在图1中可以发现,2000年是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变化的转折点,此前居民消费率与高收入国家相差不大,之后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开始下降,20年间从60%下降至50%,这里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是主要因素。
图1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
(三)居民人均消费
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不及人均GDP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悖论。二者不能同步增长,既表现在增长幅度上,也表现在世界排名上。一方面,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计算,1995—2019年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从557美元增长至4 112美元,25年间增幅高达638%,与此同时,人均GDP增幅却高达1576%。另一方面,就世界排名而言,中国居民人均消费上升速度要慢于人均GDP。图2给出了过去25年内,中国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的世界排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人均GDP(名义)从第144位上升至第78位,超越了66个经济体,而中国人均消费的世界排名从第98位上升至第71位,仅超越了27个经济体。相对于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的世界排名上升较慢。从图2可以看出,1995—2015年间,居民消费率和人均GDP的脱节十分明显:在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人均GDP国际排名上升较快,但中国居民平均消费排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在全球第100位左右。直到2015年之后,居民人均消费的世界排名才实现较快上升。经济增长与居民人均消费的脱节,某种程度上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的相对提高。
图2 中国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GDP的世界排名(1995-2019)
(四)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阶段
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也偏低。2021年中国人均GDP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 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 695美元)。然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居民消费滞后于GDP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远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比如,2019年全球居民人均消费为6 261.3美元,而中国的居民人均消费为4 112.4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5.7%,是高收入国家居民人均消费的16.1%。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与中国人均GDP接近的经济体,其居民消费水平比中国高。如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全球第70位,人均GDP排名第66位的马来西亚,其居民人均消费是中国的1.6倍,人均GDP排名第72位的墨西哥,其居民人均消费是中国的1.5倍(见表2)。可以看出,在同中国人均GDP处于相似水平的经济体中,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仍偏低。
表2 与中国人均GDP相似水平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情况(2019年)
居民消费水平与发展阶段不相称还表现在跨国纵向对比上。发达国家历史上经历中国相应人均GDP水平时,其居民消费水平更高。比如在东亚经济体中,韩国经济的成功崛起受到经济学界广泛关注。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5.5%,相当于韩国1980—1990年的发展水平。从对应时期居民消费看,1980—1990年间韩国居民人均消费约为美国的20%,然而2019年,中国的居民人均消费只达到美国的10%,还不足韩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消费水平(见表3)。因此,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消费在发展阶段上“错位”现象严重,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
表3 人均消费与人均GDP的比较:中国、韩国相对于美国的变化 (%)
(一)东亚模式的“一般规律”
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占GDP的比重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这个方面,东亚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然而,中国消费率下降速度之快、水平之低,在体量较大的经济体中是比较罕见的。图3给出了1960—2020年中国、韩国、印尼、新加坡四国消费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四国消费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中国从1962年的最高点(72.1%)一直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点(34.3%),201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率在35%～40%区间波动。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其居民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1960—202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85.1%下降至46.4%。当人均GDP达到5817美元时(1989年),韩国的消费率趋于稳定,并在50%附近波动。印尼的居民消费率虽然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与中国和韩国相比,下降幅度较小。1960—2020年间,印尼的居民消费率从80%下降至59%。东亚经济体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新加坡,1960—202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89%下降至33%,由于新加坡是高度外向型的小国经济,经济结构比较特殊,居民消费率不高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如大国经济。
图3 中国、韩国、印尼、新加坡消费率变化(1960—2020)
总的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有东亚发展模式下一般规律驱动的贡献,即东亚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利用高强度投资发展经济必然挤出居民消费。将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并不特殊。这是因为某种程度而言,东亚经济在高速增长期均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形成贸易收支顺差、经常账户顺差,这要求东亚经济体必须提高储蓄率,这就必然会引起消费占GDP比重的下滑。
(二)中国自身制度原因
1.金融抑制下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减少
发展中国家面临资金短缺、银行体系不发达、社会信任度低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干预金融市场,控制银行体系,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这被称为“格申克龙模式”。(4)Gerschenkron and Alexander.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1962.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体系,存贷款利率设有基准利率,利率体系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基本遵从了“格申克龙模式”。McKinnon(1973)指出,政府通过对名义利率上限管制、较低(或负)实际存款利率、强制性或歧视性信贷分配,以期望达到降低政府负债利息成本、减少债务与GDP比重的目的,可看作是金融抑制。(5)McKinnon and Ronald.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73.按照这个定义,金融抑制在中国广泛存在,也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产生重要影响。采取金融抑制举措的目的是将资金引导到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布局重点产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往往偏低,市场竞争力不高,政府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政府往往通过金融抑制等手段,压低资金价格,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中国银行体系主要由国家(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直接管控的大型国有银行组成,银行贷款更易流向国有企业。在金融抑制的制度下,居民银行储蓄利息收入不会太高,本质是储户对贷款者的补贴。图4给出了1980年以来实际存款利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居民的实际存款利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实际利率长期接近于零,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居民的利息收入,进而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图4 中国的实际利率变化(1980—2020)
2.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限制农民土地收入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城乡居民消费虽有所下降,但整体差距仍然很大(见图5)。2020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分别为34 034元、16 04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两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偏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农村居民难以从土地要素流转中获得高回报的财产性收入。当前我国土地市场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城乡分割的状态,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还不够健全,不同类型农村土地(如承包地、宅基地等)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规则,容易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农民土地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于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完善土地制度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居民消费差距。又由于中国当前仍有5.1亿农村人口,通过土地要素市场改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将大幅提升中国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图5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3.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下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制度来源
由于中国资本、资源利用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加之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具有巨大的支配能力,地方官员有动力通过扩大投资来实现政绩目标。在现有政治晋升激励制度下,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投资迅速拉动GDP增长(6)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7)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扩大居民消费、提升居民福利自然很容易受到忽视。国有企业方面,国有企业领导人实际存在晋升激励约束,由于国有企业在监管结构上存在不完善之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倾向于利用内部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从事过度投资。(8)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管理世界》2007年第4期。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方面,研究表明,中国中央和地方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公共支出的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部分比重较高,起到了压制居民消费增长的不良效果。(9)吕冰洋、毛捷:《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上述中国政治锦标赛体制对于官员形成晋升激励,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投资拉动经济,虽赢得了晋升锦标赛,但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
(一)振兴居民消费的主要挑战
消费相对于投资而言,是一个“慢变量”。提高居民消费的重点需要放在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和提高居民收入上,部分路径看似与居民消费关系不大,但对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小都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影响居民消费。
1.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即过去的行为模式对现在和将来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家诺斯指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一旦形成某种可行的模式,会在既定方向进一步强化,因此决策者会根据过去的选择决定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North D.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早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今后中国将继续推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进改革开放,消除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11)温家宝:《中国具备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条件》,http://www.gov.cn/wszb/zhibo20070316b/content_552718.htm,2007年3月11日。时至今日,“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明显缓解,居民消费占GDP之比仍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说明,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容易,是一个长期过程;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具有路径依赖,应继续求根溯源,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改革力度。
2.既得利益对市场化改革的阻碍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体系扭曲,收入分配过度向国有部门、政府以及经营者倾斜,劳动者和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使得居民消费增长承压。经济核算研究也表明,我国40多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要素比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资本持有者的资本利得要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益。由于中国金融部门在资金配置上偏好国企,政府和各类国有企业作为投资的主体,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较大。然而,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扭曲的价格机制需要逐步被打破,以推动中国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各类国有企业问题,是摆在振兴消费、扩大内需道路上的现实问题。尤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企民企“双轨”运行模式将逐步取消,部分国有企业可能会面临生存问题,改革过程中必然面临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特定阶层利益为由,阻碍正常市场一体化、阻碍引入要素价格市场化定价机制。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这一问题将变得日益严峻。避免既得利益者阻碍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将是提振消费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围绕需求侧的改革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既体现为我国消费和投资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也包括城乡间、地区间的不平衡。消费能力增强有赖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流动性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稳定时,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不能达到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效果,基于此,2020年11月,时任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围绕需求侧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改革的思路。
1.晋升激励机制改革
“重投资、轻消费”模式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而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为振兴消费、扩大内需,中国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社会民生、生态效益、人民健康、公共安全等多个指标成为重要的政绩考核内容。(12)朱辉宇:《以政绩考核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民论坛》2021年第9期。下一步围绕需求侧的体制机制改革,还需完善落实新考核模式下的晋升激励制度,设计平衡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保障体制机制改革顺利进行,防止绩效评估模式换汤不换药。
2.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旨在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而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居民收入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保障,有必要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入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占比不高,经济发展和部分改革使得居民工资收入增速逐渐追赶上GDP增速。一方面,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更加稀缺、谈判要价能力更强,导致劳动要素在分配格局中经常处于弱势。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劳动相对于资本变得更为稀缺,劳动要素报酬(工资)增速预计会快于资本要素报酬增速。另一方面,我国加大了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居民部门、财政资源匮乏地区的支持,这一举措有利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和落实劳动者权利和福利保障体系,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溢价谈判能力,积极发挥政府和国有经济在保障居民增收中的作用,以此推动宏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推动从需求侧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我国居民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土地、资本等财产性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也相对单一。加大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力度,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和方向。近年来,中国在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需在破除现有资本市场金融抑制体制、**农村土地要素扭曲政策上继续推进改革,以深入落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资本市场金融抑制体制,以土地跨地区流转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土地价格市场化。
居民消费是宏观经济需求侧的重要构成,有必要围绕需求侧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转变传统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力度是振兴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向。当前,振兴居民消费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对市场化改革的阻碍等难题。鉴于此,推动晋升激励机制、收入分配制度和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围绕需求侧振兴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改革路径。总之,伴随中国进入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居民收入、振兴消费应该纳入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一方面,提高收入和消费有助于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大国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消费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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