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华，仇惠麟
（1.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东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农业是大国之根基，是人类生存之本。要建设农业强国，应从乡村振兴中发力，而产业振兴则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1]。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从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配套服务体系和加快推进产业融合等方面对乡村产业振兴做出了针对性部署。随着乡村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全产业链，迫切需要与产业规模和结构相匹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生产端相连接。近年来，在相关鼓励支持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呈快速发展态势。服务的技术力量和设施装备等方面已形成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能够承接产业发展需求，具备服务乡村产业的能力。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引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效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其具体如何作用于乡村产业振兴是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亟需关注的重点。
乡村产业振兴是紧密围绕农业生产及其关联产业的整体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乡村整体价值体系基础上的战略需求[2-3]。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与特征，目前并未有较为统一的定义。从已有研究来看，乡村产业振兴应具备如下特征：能够实现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要素生产方式高效化，从而引导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4]；
产业分布的集聚性、关联性较强，产业间融合发展，综合性强，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5]；
能够充分利用区域特色资源，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与多种功能[6]；
以农民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能够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自主意识与参与意识，带动农民多元增收[7]。同时，部分文献也探讨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乡村人口的振兴为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农村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乡村产业建设水平[8]。近年来，丰富的新兴要素资源也逐步渗入乡村产业领域，如绿色金融拓宽了乡村绿色产业的融资渠道[9]；
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提供的信息共享、技术支持能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10]。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内部的分工，是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生产主体将其内部自我服务职能转移到外部专业化社会经济组织的过程[11-12]。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产出及经营主体经营绩效[13-14]、种植结构调整与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等的影响成为了研究的焦点[15-16]。与此同时，学者们从产业运行效率、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发展空间等不同侧面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深化劳动分工，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提升了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17]，还通过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发展模式，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18]。另有学者注意到其与乡村产业发展协调性与融合发展的关联。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协调程度及扩大区域相关经济部门的市场竞争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服务要素对产业各环节的支撑和嵌入也引导了多元主体开展生产、加工和销售合作，有利于破除产业间融合的壁垒，加强产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促进了乡村产业融合[21]。
梳理以上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产业振兴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已经分别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多数研究是从农户或经营主体的微观视角出发的，缺乏基于省份层面的宏观分析。其次，目前尚未有学者将二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内在联系。随着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发展的新动能，能否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充分发挥协调、组织、模范、纽带作用，是目前亟需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以及专业化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三条路径如何作用于乡村产业振兴，并进一步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不同区域及乡村产业振兴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以期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释放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潜力，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提供可实践的思路与建议。
1.1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产业振兴
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一种“软性”的生产资料，是农业分工分化的必然结果[22]，是将新技术、新品种引入生产过程的重要途径，具有知识与技术密集性的特点。农业社会化服务所包含的农业生产资料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能够从不同方面直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为乡村产业链的延伸与产业功能拓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农业生产资料服务及机械化服务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边际收益[23]；
农业流通仓储服务的现代化则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与产业发展各环节衔接的紧密程度，有利于产业链的延伸，同时**了因区位因素带来的产业发展限制问题[24]；
技术信息服务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精准化，加速要素流动，从而提高乡村产业运行效率与决策管理水平[25]；
农村金融服务则通过缓解融合环节的资金约束、分散农业市场风险、发挥创新激励效应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支持[26]；
高效的公共服务与农业设施装备建设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支撑，吸引了生产要素与人才集聚，为激活乡村新业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7]。此外，相较于单一环节的服务经营模式，生产托管等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通过促进服务资源整合将服务交易成本最小化，促进了各服务环节的深化，充分发挥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重组与优化升级的引导作用，显著提高了产业综合竞争力[28-29]。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1：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促进作用。
1.2 农业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分工与乡村产业振兴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分性的增强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形成、市场的发育创造了有利条件[30]。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内容以农业生产及相关联产业为主，故发展仍较为依赖于挖掘与利用现有自然资源禀赋。因此迫切需要将有限的产业资源进行充分的整合与集中，通过进一步提升产业经营主体的专业化程度进而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率。从农户微观层面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将农户从家庭经营的内部分工卷入到外部市场化分工[31]，引导农户按需调整种养殖结构，利用现代化的生产装备、技术手段实现产、加、销各环节和产业链综合收益最大化，降低单一农户从事农业生产面临的高额生产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让农民更多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从产业宏观层面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有限的生产要素集中于更具优势的产业[32]，改善了要素配置结构。这不仅加快了乡村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步伐，也引导了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及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的形成。同时，专业化分工也为实现乡村产业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提升、产品价值增值与市场化率提升提供了可行路径，是构建高质高效的乡村特色产业体系的基础。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专业化分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1.3 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进步与乡村产业振兴
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源泉[33-34]，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具有一定规模化和生产经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往往具有更强的技术采纳意愿及风险担负能力，是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将技术与服务相结合，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用推广绿色低碳、数字化、信息化技术，通过发挥技术的传递、示范效应影响区域的技术创新活动与新型经营、服务理念的形成[35-36]，继而助推产业绿色转型，提高了产业链的运作效率与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此外，服务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化服务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服务经验与人力资本，服务规模、能力与技术水平不断在实践中提升。涉农企业、合作社等在服务中内生的创新需求也驱动其向技术创新主体与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双重身份演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研发创新活动带动了地区技术进步，为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持。同时，服务主体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多渠道参与产业链的多方合作，不仅提升了乡村产业的科技含量与现代化水平，还拓宽了产业相互融合的路径与方式，模糊产业边界，有助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3：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1.4 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本积累与乡村产业振兴
资本积累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调整[37]。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通过资本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产出。这种方式能够快速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进而增加投资，扩大服务经营范围至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乡村多元化产业格局的形成和产业振兴提供了多重保障。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资本积累对广大小农户产生“涓滴效应”[38]。服务业的规范化与市场化不仅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农业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和再就业。农民进入相关加工产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协调优化，也提升了自身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此外，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带来了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和产业布局的优化，吸引了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中。这进一步提升了地区资本积累，在缓解了产业发展的资金约束的同时，将现代新兴要素注入生产全过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主体通过与政府和经营主体合作，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分享了部分产业增值收益，还为乡村产业振兴赋予了动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4：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2.1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模型：
式中：RIRit表示因变量,即各省（区、市）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ASSi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即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CVSit表示一系列影响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控制变量集合。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γ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则为随机扰动项，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区、市）和年份。
为了进一步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间接影响，本文参考温中麟等[39]的研究，分三步引入中介变量来检验专业化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三条路径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即检验系数α1的显著性。若系数显著，则说明存在总效应，并可进行下一步检验。第二步，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若系数β1和δ2均显著，则进行第三步。若系数β1和δ2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直接进行SobelZ检验。如果两者都不显著，则证明中介效应不显著。第三步，检验控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效应的完全性。若加入中介变量后ASSit对RIRit的回归系数δ1显著，并且系数δ1＜α1，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式中：αi、βi、δi为待估系数，中介变量SDLit表示专业化分工水平，TSPit表示技术进步程度，PCAit表示资本积累程度。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以上中介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最后，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精确程度，通过计算SobelZ检验的统计量Z值进一步确认中介效应β1δ2的显著性。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RIR）。目前关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测算仍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因此，本文遵循指标选择的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发展目标和要求，结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等具体内容，并参考申云等[40]和吕承超和崔悦[41]对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综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产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产业增收带动水平五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表1）。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和进行综合水平测度。
表1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ASS）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表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然而，由于单一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未能充分考虑地区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部发展差异，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按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分层构建了指标体系（表2）。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进行综合测算。
表2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level
3）中介变量。专业化分工（SDL）：现有研究中多采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或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42-43]。本文选取农业区位熵指数衡量农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LQ表示区位熵指数，qij表示i地区j时期第一产业的产值，Qij表示i地区j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qj表示我国j时期第一产业的产值（不含港澳台及西藏地区），Qj表示我国j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技术进步（TSP）：专利个数反映了地区技术创新实力与创新活跃度，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有效发明专利个数表征技术进步程度。
资本积累（PCA）：本文使用人均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包括农户）来反映社会资本引致的实物资本投资情况。
4）控制变量。本文还选取了其他可能会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控制变量如下：耕地有效灌溉比反映了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情况，并间接反映了耕地的生产条件。灌溉条件通过影响农业产出效率，进而影响产业综合发展能力。农业增加值比重表示农业增加值在地区经济中的占比。如果农业增加值占比较高，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较为依赖于农业，并且对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视程度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乡村地区农户收入和产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同时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辐射带动能力也越强。财政支农在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和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通过产业项目补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等方式，向产业发展注入资金，加速乡村产业振兴的进程。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5）工具变量。为了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作为工具变量。
2.3 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总体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0—2020年，研究对象为中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研究所用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等。对于部分缺失值，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3.1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分析
从全国整体角度来看，2010—2020年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表4），年均增长1.0%。其中，2015年增速最快，增长为4.2%。自2015年以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显著提升。这可以归因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三产融合的概念，并随后不断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和针对性的政策保障。这一里程碑式的变化对乡村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表4 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Table 4 Index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10 to 2020
分区域来看，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但区域总体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图1）。具体来看，东部区域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高于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这可能是因为东部沿海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作为我国新兴产业、技术和资本的聚集地，该区域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更高，布局产业链高价值环节的能力更强，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也更强。然而，近年来受部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功能的转移相关，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略有下降。中部和西部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整体增速较快，未来发展上升空间较大。研究期内中部、西部区域年均分别增长3.0%、2.3%。然而，西部区域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持续低于东部和中部区域。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西部区域的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此外，由于长期以来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西部区域的乡村产业振兴受到一定的影响。与中部区域相比，西部区域缺乏地理位置优势，不利于引入先进的产业要素和延伸产业链。此外，西部区域对特色优质资源的挖掘程度不足，缺乏高品质和品牌化的农产品，乡村产业发展同质化严重，导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乡村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较弱。
图1 东、中、西部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变动趋势Fig. 1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level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2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分析
2010—2020年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年均增长3.1%。其中2010—2013年增速较快，年均增长达到11.8%（图2）。这一变化与“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策相关。此后，数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及一系列三农政策均集中于“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主体”、“完善社会化服务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因此在这个时期，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和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图2 东、中、西部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变动趋势Fig. 2 The change trend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level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就区域层面来看，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仍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东部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自2017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但仍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受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需求结构更新优化的影响，东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与加工，而是逐步扩展到都市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等多功能领域。中部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中部区域包含了我国7个粮食主产区的省份。该区域农业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具备天然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优势。相比之下，西部区域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耕地分散且细碎化程度较高，这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生产经营的开展。然而，中西部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对东部区域形成了明显的追赶效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
3.3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鉴于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且截面数量远大于时间点的数量，因此不再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减少由于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同时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这样做可以控制时间维度上不可观测因素对于个体的影响。此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P值＜0.001，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是适合的选择。
依据前文的研究设计，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同时控制了省级层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首先，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5）。这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每提升1%，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将提高0.185%。这说明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提升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表5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Table 5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level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耕地有效灌溉比和农业产业增加值比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区域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均能够促进产业振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后，城镇的进一步扩张需求挤占了乡村产业发展的部分资源与空间，抵消了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辐射带动作用。财政支农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是由于地方财政在乡村产业发展各环节提供的资金支持，为社会资本引入和优质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也能够激励各经营主体从事产业经营，刺激了外出务工青年群体返乡创业，为乡村产业振兴积累了人力资本。
3.4 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部分不可观测特征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然而，进一步分析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乡村新兴业态的涌现和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等也助推了社会化服务市场容量的扩张[44]。这些发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两者可能互为因果，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偏误。考虑进一步进行内生性检验。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的内生性检验，并选取滞后一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从理论上来看，该变量既与当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关，又与当期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没有直接关联。
表6为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6为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7为二阶段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根据模型6结果，滞后一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当期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分别进行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解释变量内生性检验。首先，不可识别检验对应的 Anderson canon. LM 统计量的P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验证了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其次，检验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的Cragg-Donald WaldF统计值等于36.222，高于10%水平的临界值16.38。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最后，内生性检验对应的 Endogeneity test统计量P＜ 0.001，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了解释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表6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level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回归结果表明，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上文研究结论具有可信度。模型7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值得到修正，这说明原模型可能低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也说明工具变量的设置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3.5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效应
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效应。表7报告了逐步回归以及相应的SobelZ检验结果。基于模型5的回归结果，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总效应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总效应存在，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由专业化分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SobelZ统计量不显著,说明专业化分工未能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假设2不成立。其次，由专业化分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0～11），农业社会化服务对技术进步和乡村产业振兴均有正向影响。每提高1单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技术进步和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分别提升0.842个单位和0.162个单位。此外，模型11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且小于模型10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程度降低。SobelZ检验结果P＜ 0.05,也证实了中介作用的存在，即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带动技术进步提高了乡村产业组织效率和产业综合发展能力，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同理，对资本积累影响路径进行逐步检验，模型12～13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同样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二者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12.5%和16.1%，本文的假设3和假设4成立，即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
表7 专业化分工、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Table 7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pecial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通过比较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情况，可以发现专业化分工未能发挥中介作用，资本积累发挥的中介作用占比最高，技术进步次之。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可知，目前大部分社会化服务主体存在经营能力不足、服务功能较为单一、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且乡村产业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限制了产业分工的深化，未能有效改善乡村产业链条短、产业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低的局面。因此专业化分工未能充分发挥对乡村产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分析可知，在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涉及的基础设施条件、物质要素丰裕程度以及经营模式的变革和创新等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此外，由于我国大部分区域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因此资金规模、流向及其能否提供稳定的支持更是对产业可持续增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化服务组织自身的资本积累及其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不仅在乡村产业培育初期提供了有力支持与引导，而且贯穿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次，资本积累在中介影响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技术进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率的提升、产业链延伸或产业间融合的过程需要较长的周期。这往往需要与良好、积极的政策环境相匹配，且需要集体、经营组织以及农户之间的充分配合，才能持续、稳定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动力。
3.6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三种方式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分析结果。首先通过更换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检验。农机服务是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农机总动力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选取单位面积农机总动力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更换被解释变量，运用熵权TOPSIS法重新测算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再次进行回归。最后，对所有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显著性水平与原模型基本一致（表8），可见上文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表8 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同时，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样法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效应。对现有研究样本进行随机重复抽样，设定抽取1000次，代替SobelZ检验法对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三条路径机制进行检验。根据Bootstrap方法“置信区间不包含零”的假设，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的间接效应对应的95%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中介效应不存在。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且对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正向中介效应都显著存在。前述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得到验证（表9）。
表9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3.7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异质性影响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为深入阐明这一问题，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中西部区域与东部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显著促进了粮食主产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升，而对非主产区的影响不显著（表10）。这主要是由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具有自然禀赋、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等方面的优势。其次，将研究对象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区域。东部区域长期受益于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乡村产业发展已步入正轨，并基本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固有态势。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东部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升将更多的依靠科技、优质人力资本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该区域影响不显著。相比之下，中西部区域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较低，更依赖农产品生产及上下游相关环节的带动。这些区域的产业发展需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契合度较高。近年来，中西部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兼业化现象突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发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降低了产业发展成本，因此对产业振兴拉动作用较为明显。总体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及相关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影响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具有指导作用。
表10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Table 10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根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分别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产业振兴五个维度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产业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增收带动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对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表11）。具体原因如下：在农业综合生产水平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提高综合生产能力[45]，促进农民增收，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观点一致。在产业现代化水平方面，近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升。现代化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在农业及相关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有效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然而，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绿色转型主要集中在农业投入品减量施用、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绿色生产方式较为欠缺，普及程度较低，生态绿色资源开发程度与经济效益转化率不高，绿色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仍有待加强。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在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方面，目前社会化服务主体参与三产融合的带动作用不强，仍停留在产品初加工阶段，产业上下游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加强。此外，利益联结机制和融合模式还需要完善和创新。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表11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影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Table 11 The fract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4.1 结论
1）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区域特征显著。东部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高于中西部区域，中西部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增速较快，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2）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带动区域技术进步和提升资本积累程度，不仅引入了先进生产要素，夯实了产业振兴的基础，而且促进了乡村产业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
3）农业社会化服务对更为依赖于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东部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受其影响不明显。
4）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不同维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在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产业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增收带动水平方面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在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方面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从宏观层面对乡村产业振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系统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关联，丰富了乡村产业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资源整合优势，实现乡村产业的进一步跃升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同时，本文仅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的拓展和区域间产业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该过程中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与机制也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4.2 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农业社会化服务，满足产业振兴需求。要准确定位乡村的主导特色产业和发展方向，坚持走符合地域优势的特色创新发展道路，并鼓励培育一批现代化、专业化的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通过新兴的经营手段引领生产，满足农户的需求，丰富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促进区域产业振兴能力的提升。
第二，政府应积极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发展外部环境。设立乡村产业发展基金，搭建企业融资平台，引导工商资本有序投资乡村产业，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度。这将有助于解决社会化服务主体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瓶颈问题，为乡村产业振兴服务的拓展与延伸提供资金保障，为产业振兴提供持续动力。
第三，推进乡村绿色循环生态产业的试点工作与示范区建设，加大产业绿色转型力度。通过服务主体技术示范、宣传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绿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意愿。建立社会化服务主体与农户、企业间的绿色生产成本与风险共担机制，培育现代化绿色产业联合体。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降低单一产业经营主体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成本，从而更好地推动乡村产业的绿色振兴。
第四，社会化服务主体应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规范明确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带动农户向产业深层次融合发展的能力，将服务拓展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产业链运营管理效率。探索建立服务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契约型和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能够分享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收益。
综上所述，通过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推进乡村绿色循环生态产业发展、完善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内部运行机制等政策措施，可以更好地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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