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斗，周 川
（1.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2.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要素的“虹吸”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在乡村发展环境发生改变、乡村发展重要性日益提升的局面下［1］，必然要全面增强乡村发展质量，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适应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发展方向，进而奠定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协同地位。然而，受“重城轻乡”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依然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体制和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城乡互动机制上，从而使得乡村振兴必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架构中予以推进［2］。此外，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中国已经进入城乡关系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这场变革中，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自主发展能力提出全新要求，这意味着乡村依附城市的“融合”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将愈发依赖于乡村“主体性”的建立。可见，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协调运行对于**乡村发展困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在二者的理论逻辑机制方面。学者们从不同基础理论与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协调关系。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3］。关于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表明，城乡同质融合和互补融合分别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4］。何仁伟［5］运用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城乡等值线对二者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认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即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其次，在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方面。城乡融合发展可以利用城市优势来支持乡村发展，通过将乡村社区融入城市社区的发展体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而提高乡村振兴水平［6］；
还可以依靠城乡基层治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立发展目标、手段和评价标准，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7］。乡村振兴也可基于乡村新功能、新需求和新价值，探讨乡村可增加的要素类型及其流动性权能来优化城乡要素配置，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8］。最后，在二者的协调发展路径方面。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打破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二元结构体制，能够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9-10］。根据二者间的作用机理，Li［11］提出通过完善互动发展政策、改革互动发展路径、创新互动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系统间的协调统一。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虽然肯定了二者存在正向相互作用，但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定量分析，较少基于一致性对其协调机理进行分析，也并未探讨这种作用是否协调及其协调程度。基于此，本文系统性构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模型探索二者协调发展水平，明确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其空间相关性展开分析，甄别空间聚集规律，以期为制定提升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一）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一致性
一是基本内核一致性。二者均以经济发展为内核，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解决乡村衰落问题并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抓手。乡村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内核，只有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深化乡村供给侧改革，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核，唯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城乡融合。二是发展理念一致性。二者均蕴含“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促进城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乡村振兴是为应对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发展困境提出的，其目的是增强乡村发展能力，使乡村居民能同城市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发展本身便致力于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与机会均等化，从而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极强的“共享性”。三是生态内涵一致性。二者的生态内涵紧紧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开。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目标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强调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态内涵主要体现为城乡生态融合，即通过城乡整体生态治理体系和规划加强城乡生态有机联系，保障城乡生态格局稳定性，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四是互动要求一致性。二者均呼吁城乡在要素、结构、功能、制度等多方面的有效互动。乡村振兴仅依靠乡村自身力量无法完成，需要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支持才得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要素流动不畅、功能联系较弱、制度障碍较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增强城乡间的有效互动。五是制度政策要求一致性。二者均要求实现城乡制度与标准统一，构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乡村振兴必须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重塑工农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推动城乡关系由割裂走向融合。因而二者在制度政策层面相互交融且具有一致性。
（二）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推力。首先，乡村产业兴旺将推动城乡经济融合。通过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增强其优质供给能力，从而有效弥补农业发展短板，为城乡经济融合提供基本保障。其次，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将推动城乡生态融合与社会融合。通过强化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为城乡生态融合提供动力。同时，乡村振兴中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将极大增强乡村的宜居性，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再次，乡风文明建设将推动城乡“人”的融合。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居民综合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从而增加城乡的有效互动。最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将推动城乡社会融合。通过健全基层管理人才体系，调动乡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完善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进而为构建城乡现代化治理体系奠定基础。通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解决乡村贫困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三）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城乡融合发展能够通过城乡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促进乡村振兴。首先，通过“人”的全面融合助力乡村人力资本的形成，以人才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人”的融合是要使乡村居民在文明素养、受教育程度、就业能力等方面向城市居民看齐，从而为乡村建设提供高素质人才队伍，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其次，空间融合将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循环流动，增强乡村对优质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在城乡经济体系中的参与能力，从而形成促进乡村振兴自由畅通的城乡空间结构。再次，经济融合将增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助于促进城乡产业联系的形成，加快乡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建立乡村自主发展的经济体系。通过不断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释放潜在内需，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生态融合将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个流动的整体，遵循城乡生态建设的发展规律，建立城乡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和发展体系，有助于增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促进美丽乡村目标的实现。
（一）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将中国30 个省份纳入研究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取
在充分考虑指标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独立性等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和城乡融合的多方面目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2-15］，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同时，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并进一步测算综合评价得分［16］。
表1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模型选择
1.协调度模型 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与研究的测度方法［17］，运用协调度模型能够较好揭示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和谐一致的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i= 1，2，…，q，q为省份数；
Di为i省份的协调度；
Ri为i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
Ci为i省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α1、α2为待定系数，由于本文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视为同等重要的两个系统，故取α1=α2=0.5。
2.空间相关性分析 莫兰指数可以反映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观测值的相似程度，因而可探究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Moran’sI为莫兰指数；
i(j) = 1，2，…，q，q为省份数；
Di（Dj）为i（j）省份的协调度；
为所有省份的协调度均值；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参考相关文献［18］，选择构建距离矩阵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获得协调度局部空间依赖关系，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计算LISA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Ii为LISA指数，表示i省份与相邻区域的空间关联程度。
（一）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熵值法测度结果，计算2011—2020 年中国及四大地区①依照传统的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乡村振兴水平均值（图1）。从时间演化趋势来看，中国及四大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出“N”形的波动增长趋势，总体增长幅度为18.86%，表明研究期内乡村振兴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其中，2016 年由于中国多地出现暴雨洪涝灾害，再加上乡村人才流失、资金缺乏等积累日久的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水平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17—2020 年乡村振兴水平开始快速提高，年均增长率达到3.71%，展现出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发展的全面促进作用。为更好地展示其空间演变特征，以自然断点法将乡村振兴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弱振兴度（0≤R＜0.319）、低振兴度（0.319≤R＜0.367）、中振兴度（0.367≤R＜0.412）、高振兴度（0.412≤R≤1.000），进而得到各省份振兴度等级（表2）。由表2 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该格局逐渐弱化；
而随着时间推移，南北差异不断扩大，“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日益凸显。由于践行区域均衡发展理念，乡村振兴重心持续偏向中西部地区，其“弱振兴度”省份均向更高振兴度转变，东西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同时，振兴度“由弱转低”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北方地区，“由弱转中”的趋势主要表现南方地区，说明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拥有更高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速度，从而在2020 年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1 2011—2020年乡村振兴水平时序变化
表2 各省份乡村振兴度、城乡融合度及其协调度等级
（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类似于乡村振兴水平，图2展示2011—2020年中国及四大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从时间演化趋势来看，中国及四大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总体增长幅度为41.81%，反映出城乡差距不断减小、城乡联系日益密切的良好状况。一方面，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全面开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新阶段，从而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基础公共服务并轨等方面取得实质进展［19］；
另一方面，随着精准脱贫政策正式实施，乡村贫困问题持续减少，城乡贫富差距不断缩小，进而促使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同上，为更好地展示其空间演变特征，以自然断点法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弱融合度（0≤C＜0.332）、低融合度（0.332≤C＜0.407）、中融合度（0.407≤C＜0.487）、高融合度（0.487≤C≤1.000），得到各省份融合度等级（表2），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同时，不同融合度区域均有较大程度的变化，其中“弱融合度”区域向西逐渐收缩直至消失，“低、中融合度”区域由东至西转移，而“高融合度”区域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逐渐延伸至整个东部地区，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散。这表明四大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向更高融合度系列不断迈进的趋势，从而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图2 2011—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
（三）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分析
1.协调度的时间演化分析 基于协调度模型测度结果，计算2011—2020 年中国及四大地区协调度均值（图3）。从时间演化趋势来看，中国及四大地区协调度呈上升趋势，总体从0.572 上升至0.654，显示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在较高水平上相互促进的协调作用。其中，除2015—2016 年二者协调度有轻微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正向增长态势，主要由于2015—2016 年乡村振兴水平较大幅度回落，减弱了系统间的协调作用机制，从而导致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具体到四大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2.00%，东部地区最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07%。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协调程度相对较低，随着中西部地区在农业农村建设、城乡功能整合等多方面的努力，其乡村振兴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出现较快增长，二者的协调机制逐渐成熟。而东部地区二者协调机制已较为完善，且更加注重二者的高质量融合，因此若要进一步提升其协调水平，速度自然有所降低。东北地区协调度分别在2016 年、2017 年被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反超，这是由于东北地区落后的农业传统生产模式、城乡资源流动障碍、地区资源外流等各方面因素，使其发展动能不足，协调度增长缓慢。
图3 2011—2020年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时序变化
2.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分析 参考徐维祥等［20］的研究，将协调度划分为濒临失调（0≤D＜0.500）、初级协调（0.500≤D＜0.600）、中级协调（0.600≤D＜0.700）、高级协调（0.700≤D≤1.000）四个层级，从而得到各省份协调度等级（表2）。由表2 可以看出，协调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其空间演变整体表现为中级协调区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深入，并逐渐覆盖所有省份的过程。同时，由于增长速度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浙江先后于2014 年、2020 年迈入高级协调类型系列，这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乡村发展起步早、基础好，而浙江先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美丽乡村”创建行动，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先导者，因而北京和浙江第一批进入高级协调类型系列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具体到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处于协调度发展的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协调度较低，2011年宁夏、贵州为濒临失调类型，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中西部地区协调度快速提升，江西、山西、湖南率先进入中级协调类型系列，紧接着其余中部三省以及部分西部地区进入中级协调类型系列，最后西部地区（除甘肃）均进入中级协调类型系列，显示出一定的空间次序性。而东北地区的协调度提升缓慢，且存在协调度回落的情况，表明东北地区两系统发展效果并不稳定，仍需增强其发展能力。
（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运用GeoDa 1.20软件，得到二者协调度的Moran’sI（表3）。由表3 可以看出，2011—2020 年协调度的Moran’sI均在1%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协调度存在持续的空间正相关性。同时，Moran’sI从0.174下降至0.108，空间正相关性呈减小趋势，表明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整体格局有优化倾向。
表3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的Moran’s I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空间自相关模型，绘制得到Moran’sI散点图（图4）。由图4可知，较多的点落在Ⅰ、Ⅲ和Ⅱ象限，表明协调度主要呈现高-高、低-低的同质性聚集特征和低-高的异质性聚集特征。同时，为更好地反映协调度的空间依赖关系，通过统计LISA 聚集分析结果得到各省份协调度的四类聚集区域（表4），以此进一步分析不同聚集区域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图4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的Moran’s I散点图
表4 协调度聚集区域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①高-高聚集区存在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趋势。东部地区乡村发展起步较早，城乡关系处置得当，各省域均具有较高的协调度，因而形成了高-高聚集区域，但由于东部地区协调度增长相对缓慢，使得高-高聚集趋势有所减弱，表现为2020年辽宁、河北、山东均退出了高-高聚集区。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逐渐增多，劳动力回流程度不断增大，安徽、重庆、江西等南方地区开始出现协调度高-高聚集的趋势。同时，随着区域联系的增强，区域发展更加依赖于区域内的协同合作，单个地区也愈发注重构建与其他地区的网络化发展模式，从而使得协调度高-高聚集区形成更具有联结性的团块状区域。
②低-低聚集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空间聚集范围先扩大后逐渐缩小。西部地区面临着更为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更为滞后的非农产业发展以及相对不足的金融和教育资源投入［21-22］，导致西部地区协调度呈现出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2011—2020 年，低-低聚集区的面积不断变化，其中2014 年聚集区囊括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区域面积最大；
至2020 年，低-低聚集区仅余四川、青海、新疆三省，表明2020 年协调度低值的空间聚集趋势有所减弱，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能力提升较明显。由于该地区整体发展仍较为落后，协调发展能力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③低-高聚集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于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相继表现出低-高聚集特征，且高-高聚集区展现出对低-高聚集区的“吞并”之势，安徽、江西由低-高聚集类型转变为高-高聚集类型。可能的原因在于，高-高聚集区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发挥着区域“增长极”的作用，两省受到邻近高-高聚集区的辐射带动，从而获得较快的协调度增长速度。对于东北地区，2011—2017年吉林表现为低-高聚集类型，辽宁发生了由高-高聚集类型向低-高聚集类型的转变，表明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状况陷入恶化的不利局面。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作用下，东北地区的低-高聚集趋势逐渐消失。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熵值法计算乡村振兴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运用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对二者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并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获得更快增长，其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且这一特征逐渐弱化，而随着南北差异不断扩大，“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日益凸显；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展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第二，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且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慢。第三，二者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中高-高聚集区展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态势；
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空间聚集程度呈现减弱趋势；
低-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差异化制定乡村振兴策略。对于“高振兴度”地区，要着力形成乡村高质量发展机制，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探索乡村新发展模式；
对于“中振兴度”地区，要加快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建立乡村多元经济增长路径；
对于“弱、低振兴度”地区，要强化乡村振兴的引领效应，进一步**乡村振兴障碍性因素，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二是构建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体系。转换城市和乡村的合作模式，增强城乡协同效应，完善城乡产品要素的市场交换机制，从而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三是建立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间科学有效的互补机制。动态把握二者协调度的变化趋向，持续强化乡村振兴在城乡功能整合与经济整合中的战略支撑能力，增强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资源需求、人才需求以及制度需求等变化的即时响应能力，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效互补和协调度提升，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也为城乡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贡献力量。